雍正到底是如何登上帝位的，他真的篡改了遗诏吗？

有关雍正篡位一说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津津乐道。雍正矫诏篡位“改十为于”，是清史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此事件是说：“圣祖皇帝(指康熙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将十字改为于字。”雍正非法继位之传言，以此最具代表性，那么康熙是否传位于雍正呢?

“于”还是“於”?

辩驳“改十为于”不成立的第一条理由是：“于”字在当时应写成繁体的“於”，“改十为于”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从“道理”上看，这不可谓不充分。

“改十为于”内中之义，无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遗诏，那能不能换个问法：康熙帝到底使用“于”还是“於”呢?

康熙帝确实使用“於”字，下面是一个例子，在江西巡抚郎廷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折中，康熙帝有亲笔朱批：“凡地方大小事关於民情者，必须奏闻才是。近来南方盗案颇多，不可不细心察访。”

顺治帝的传位遗诏是这么写的：“朕子玄烨……即皇帝位”。康熙时的册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礽以册宝，立为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太子允礽时，“允祉、胤禛、允祺俱着封为亲王”——这些重要文件都没有用“皇几子”的格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颁行康熙帝遗诏，四天后即二十日颁行雍正帝登极诏书。登极诏书的原件迄今未见，《清世宗御制文集》收录的版本说：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这里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谕内阁》所收该诏书如是写道：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同一份诏书的不同抄录版本，“二皇子”写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来，十一月二十日的诏书，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如此一来，诏书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后人看了肯定会莫名其妙，以为说的都是康熙帝。后来雍正君臣在编纂以往上谕时，对此做了必要的改动，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时也将“二皇子”改为“皇二子”。乾隆时篡修《清世宗实录》采用的是改动后的诏书，也成为了最常见、通用的版本。

康熙帝传位遗诏和雍正帝登极诏书，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继颁布，上述书写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说明了康熙帝传位之际，“皇子”的书写并无固定格式。册封、传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应是雍正以后才确定的。

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格式，才会有更多的传言。朝鲜人记载说：康熙帝在畅春苑临终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后来索性有了矫诏篡位的另一种版本：改“十”为“第”。民国时期天嘏所着的野史《满清外史》说：康熙帝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雍正帝改“十”字为“第”字。

以“皇几子”的书写格式为据，反对“改十为于”说，实际上是受到了后世官方文件书写的影响，以此作为判定较早期的康熙帝传位书写的标准，这是时空倒置，不足为凭。

是书面遗诏，还是临终遗言?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遗诏这么重要的文件，康熙时不可能只有汉文，也须有满文，或首先应是满文;即便汉文改了，满文的内容也难以篡改，绝不像改汉字“十”为“于”那么简单。对于“改十为于”说，此乃釜底抽薪的一击。

问题复杂，无法细辩，只是想指出，此说法同上面的一样，都过于讲求“道理”，而忘了“实际”。反对“改十为于”矫诏篡立说的，恰恰与他们的论敌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认为确实存在康熙帝的遗诏。这里所说的遗诏不是指前面引述过的，雍正帝即位后公之于天下的康熙帝遗诏(此遗诏是在康熙帝去世后制作的)，而是指康熙帝临终前的遗诏，且它必须是书面遗诏，否则何谈篡改?

但真有这样一份遗诏吗?

雍正帝第一次谈到他继位的情况，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储之时。他说得很简单：“我圣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在“仓促”“一言”的氛围中，分明不会有什么书面遗诏。第二年，雍正帝又说：“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后，方宣旨于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亲自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为自己继位辩解时，还是如此立场，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临终遗言，是口头遗诏，而没有书面遗诏。

这不是偏听雍正帝一面之词。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对于这句话的意思，后世众说不一，但没有人否认隆科多是康熙帝临终皇位授受的见证人。“白帝城受命”与上面雍正帝所说的场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传位，只有临终遗言，没有书面遗诏。

“改十为于”看来只是谣言，此谣言出自于皇位失势的皇子身边的太监所编造，目的在于泄私忿。历来有关雍正篡位一说，反驳者则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与被反驳者一样，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实际”，因为没有书面的遗诏，从而关于诏书的种种“道理”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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