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为何豪族能与皇权共天下呢
东汉初年，为何豪族能与皇权共天下呢？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皇权衰微，各路军阀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主宰者。汉末军阀与一般意义上的军阀迥异，几乎都是出身士大夫豪族之士，甚至各路军阀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皇权以儒学为桥梁，利用察举制度使地方社会的豪族由文向武转变，同时加强了对于豪族的控制。当豪族垄断上升通道以后，士大夫豪族便开始向门阀转变，成为东汉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成为抑制东汉皇权的推动力。
正是因为豪族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皇权的排他性使得豪族成为被提防的对象，东汉皇权不得不依靠其他的力量来平衡帝国的行政运作，外戚与宦官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在长期的权力斗争中，外戚与宦官势力逐渐耗尽，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机构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而豪族则拉拢其他各方力量，割据自保，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力量。
汉末军阀林立的政治逻辑
东汉的腐朽统治和频发的自然灾害，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中平元年爆发了“黄巾起义，“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为了镇压“黄巾起义”，灵帝改变了当时的地方行政制度，改刺史为牧。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是东汉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牧守有用人权、财政权和兵权，等于拥有了地方所有的政权。这些牧守在表面上仍然是东汉政府的地方官员，但是实际上已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州郡也相应形成互不相统的独立王国。
地方长官权力的扩大，实际上也增强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以后割据的军阀中有不少是因为黄巾起义而崛起的。于地方豪族来说，中央已经失去了统领地方的作用，为了对付黄巾军，遂各自拥兵自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既然封建王朝无法保障其安危，那么就只能投靠地方豪族以求生存了。另外，迫于黄巾军的压力，各地方豪族还加强了联合与合并。
在豪族的上升路径中，有熟读经书历任公卿而转变为地方豪族的，这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豪族，一方面与下层权力的地方大姓相比占据着优势，抑制了他们的强大化与领主化，另一方面又作为下层权力的代表者，也就是所谓的“民望”，支持着上层权力，同时也限制了其权力扩张。东汉豪族，本身就具有乡邑秩序的破坏者与维持者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
东汉时期，地方长官与属吏之间渐渐增长一种皇帝与臣下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君臣关系，故吏关系。而这种故吏关系大大增强了地方分裂的倾向。东汉的士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所以东汉中央王朝陷入困境后，士人没有匡扶天下之心，也不能同心协力重建一个新政府。在农民起义中，中央皇权被削弱了，地方士家豪族势力乘机起来，逐渐摆脱皇权的束缚，走向了割据独立的道路。
大汉百余年的招牌虽然笼络了一批士人，但是终挡不住野心家们改朝换代的决心，袁绍、曹操等人为了在乱世中站住脚，只是用大汉的牌子来粉饰门面，等到大势已定，便毅然与东汉决裂。从某个角度来说，东汉自身培养出来的豪族们，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