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有哪些历史影响？

王艮和他所创立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的独特风旨，构成它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王阳明的独特思想体系，自成一家。其门墙之盛，并不逊于渐中、江右诸王门;而其影响之大，则有逾于王门诸派。《明史·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垺。”在我们看来，布衣王艮之所以能在学术上超过王门诸子中的封建官僚士大夫，首先在于他始终如阳明所说“圭角未融”，保持了平民性格和特色，保持了他和下层群众的联系。其次，从学风来看，王艮自诩为“东西南北之人”，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他治学不重师教，兼收并取，亦儒亦释亦道。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其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籽江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又如前所述，他对王阳明与湛若水之问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的思想。难其不拘守师说，才能“往往驾师说上之”，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派。这大概也是学求本身发展的一条规律吧。

从朱恕、韩贞事迹梗概中，仍可窥见泰州后学的平民性格。第一，他们刻苦砺学，渴求知识，并向劳动人民传播文化。黄宗羲说，韩贞在“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谈，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又说：“农工商骇之游者千余。”而且他们讲的是百姓的当下日用之学，反对讲“闲泛语”，反对搬弄经书陈言。如韩贞说：“一条直路本天通，只在寻常日用中。静坐观空空无物，无心应物物还空。固知野老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他们的思想和学风与王艮一脉相承，而且他们比王艮更富于平民气息，因而也就更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第二，他们像王艮一样，同情人民的疾苦。然而，他们缺少改革社会的理想，仅“以化俗为己任”，企图通过启发“良知”，多行善事去改变苦难的现实世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他们不愿“并列衣冠”，与统治阶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们因安于贫困，歌咏自然而缺乏反抗压迫的精神。韩贞奉命去灾区感化“乱民”，宣扬“安贫死节”一类封建思想糟粕，说明了他的思想局限性。在泰州学派中，朱恕、韩贞一派人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并不是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代表。

泰州学派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的学派。李贽称赞王艮是位有“气骨”的人，记他是“真英雄”，而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他指出，王艮的学生徐越“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徐越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颜钧的学生罗汝芳“虽得免于一难”，但终被张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又遭到明朝统治者的杀害。何心隐之后，还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代”。他感慨说：“盖英雄之世，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至于李贽本人的“叛逆”米育神更是泰州传统的继承者。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他在《明儒学案》卷首引《师说》，指责王艮违背阳明的“良知”学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在《泰州学案·序》中，他做了全面的批评，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缚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公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黄宗羲虽然从传统偏见出发，称泰州学派为“小人之无忌惮”，但说他们“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即指出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家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他们是“掀翻天地”，破除名教的无忌惮的封建“叛逆”，这颇道出了泰州学派的本质，也道出了泰州学派与阳明心学的根本区别。封建叛逆精神是泰州学派最可宝贵的传统。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仍能看到这一传统给予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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